政府不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不主动促进三大要素市场的发育，必然无法获得内生型城市化所需的各种市场信息，也就必然走上仅靠几个官员拍板的外生型城市化歧途。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期盼城市化能够源源不断地带给中国几十年的发展红利。但是，面对各地兴起的造城运动，又不由得感到一阵阵地揪心。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下，城市化必定是外生型的。这种城市化虽然带来GDP的增长，却是不可持续的。

    过去30年的实践表明，这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常常因征地补偿不公，激发官民矛盾，维稳费用急剧上升。这种城市化城市面积膨胀过度，土地使用效率低下，集聚效应无从充分发挥，环境污染加剧。以往的城市化在剥夺农民的巨额土地收益的同时，又十分排斥农村人口的落户，恶化了城乡收入差。

    分享型、可持续的现代化之路

    不过，将城市化视为现代化的主要实现形式，毕竟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以前中国不用城市化，而用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以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这种忽视城市化的概括，造成1949年后的前30年对重化工业情有独钟，城市化却发生大幅逆转。后30年忽视城市化的结果，使制造业一枝独秀，工业园区遍地开花，服务业却受到重重限制。

    城市化忽视对农村人口和农村企业的吸收，将乡镇企业的暂时荣景奉为新的现代化道路，将其美誉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为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肤浅而狭窄的，反映出对世界性的经济规律的漠视。

    将城市化作为通向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在中国可说一波三折。例如，季羡林先生便十分欣赏农本社会的天人合一，世外桃源的美好一面。其实，由于耕地有限，人口却会快速增长，这就带来农本社会在人地比例问题上的永恒矛盾。只要没有技术的快速提高，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人均耕地的下降，带来人均粮食下降。由此引起的食品匮乏又使社会问题丛生。传统社会是借助一次又一次的瘟疫、饥荒和血腥的战争，周期性地将人地比例恢复到生存所需的比例才幸存下来的。由于缺少社会剩余用于研究和开发，农本社会必定难以取得技术进步。即使像中华文明这样能够取得有限的技术进步，结果也是导致人口周期性地爆炸，酝酿下一轮的社会危机。这是所有农本社会难以逃逸的宿命。

    季羡林先生还十分欣赏农本社会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优点。其实，农本社会难以避免收入的两极分化。虽然土地私有对保护小农的土地所有权作出卓越的贡献，但由于农本社会中几乎人人必须在农业中谋生，因而土地被兼并的无地农民在每个皇朝的后期会大量涌现，却又无法在农业之外找到谋生机会。加上某些大户人家凭借朝中有人，威逼利诱，吞并邻人土地。所以，农本社会也并非处处天人合一、一派祥和，常常充斥刀光血影的杀戮和揭竿而起的造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阡陌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都是为人千古传诵的名句。历史书上更有不少饿殍遍地、易子而食的记载。只要人与地的矛盾无法解决，农本社会就无法摆脱周而复始的厄运。所以，传统社会并不能使城乡收入收敛。

    所以，离开城市化谈新农村建设或农村工业化道路，只会大大增加现代化的成本，延缓现代化的实现，加剧城乡收入差的恶化。走出农本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唯一办法，还是要在大力提高农业技术和农业产量的同时，大大减少农业人口，以城镇为集聚空间，大力发展工商业，吸收农村人口，实现分享型的增长。

    为何只有城市化才能降低全面现代化的成本呢？这是因为生活和生产的全面现代化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指海、陆、空交通所需的公路、桥梁、铁路、港口、空港、地铁、供水、供电、供暖、通讯、连网等设施。无论其建设还是保养，都耗资浩大，回报周期漫长；可是，它们又具有单位成本随分享的企业和人口的增多而下降的特点。所以，如果企业和人口在空间上高度聚集，既可分摊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巨大成本，又可分享其带来的便捷。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化采取城市化的形式，通过集聚效应，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可以极大地降低现代化对每个个人和企业的成本，同时使全体人口大大提高享受现代化设施的水准。

    再看公共服务所需的各级教育设施，图书馆、电影院、公园、其他娱乐设施和运动设施、社区活动设施、医疗和卫生设施、养老设施、社会救济和救助等设施，其建设和维持的费用同样十分昂贵。但如果其成本能为集聚的人口和企业所分摊，每个企业和个人的分摊成本变得可以承受，而集聚起来的人口又可便捷地分享这些设施带来的福利的提高。这就是为何公共服务的普及也唯有通过城市化的形式才能获取规模报酬递增的效果。

    收敛城乡收入差靠内生型城市化

    显然，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公共服务设施，其集聚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聪明的民族和先进的社会就会主动改革自己的各种制度，以便穷尽这种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经济增益。例如，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地方，企业必定在某些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里聚集起来，以便借助基础设施降低自己的运行成本。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和定居的地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必然自发地聚集到这些特定空间寻找就业机会，以便借助于基础设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政府也会发现，人口自愿集聚而成城市之后，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大大下降，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则变得更为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