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有客从长沙来，自述已在景德镇逗留数日“寻找灵感”，这样的目的很别致，因此和来人多聊了几句——长沙有一铜官窑，是唐代名窑，釉下彩的鼻祖，来客最近在铜官窑遗址附近盘下了一间工厂，据说是计划经济年代里的一家陶瓷企业，现在已凋败得几近《聊斋》拍摄外景……斥巨资盘下这样的老厂，同时还怀揣一个很文艺的改造计划，似乎是当下一件比较流行的事儿。

    这位仁兄也不例外。

    在政府号召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文化产业发展的今天，北京798成为各地的榜样，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这种基于GDP追逐的简单克隆，成就了很多城市的所谓“创意产业基地”，但往往都是有“基地”，却因为没有最要紧的“创意”，而难成最终的“产业”，热闹之后，每每人去楼空，堪比寂寞烟花。

    过去几年，类似的企图和结局，我实在是看得太多。

    （一）

    2001年5月，金华设立金东新区，计划在这个金东新区建一座新城，总体的规划面积是50平方公里。

    因为规划中有一个艾青文化公园（艾青是金华人），金华方面很自然就想到要去找艾青的儿子艾未未，结果艾未未不仅自己参与其间，甚至还把当时因为设计“鸟巢”而闻名中国的赫佐格与德梅隆拉了进来，为金东新区作城市规划。据说赫佐格与德梅隆对金东项目兴致勃勃，声称要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提供一种“别样的模本”。

    这个“别样的模本”被当时的金华决策层全票通过，当时有报道说，“没有任何修改意见，甚至没有疑问提出……那种轻松的评审和（负责解说的）德梅隆的慎重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有些疑惑。”但艾未未却为赫佐格与德梅隆的设计顺利通过而兴奋不已，他非常肯定“在这个快速发生的变化中，新生城市中的任何构成元素不必也不太可能与历史、记忆具有逻辑和形式上的关联。”

    现在看来，艾未未感觉完全错误。

    赫佐格与德梅隆的城最终以概念的形式止步于纸上，决策层的所谓“全票通过”，最后屈服于开发商的不合作——开发商说他们无法按那样的方案盖房子，那会导致他们破产——金东新区最终选择了一个由当地设计机构创意的“三江六岸沿江绿化带”方案，而这个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景观的城市设计，却完全背离艾未未的观点，所有的设计要素与语言，都明白无误地指向李清照时代的江南。

    在今天的金华，艾未未、赫佐格与德梅隆也未必完全无痕。

    义乌江穿行金东新区一段，北岸的世界建筑公园还在，南岸的艾青文化公园还在，那些中国乃至世界最顶级的建筑师的作品，到底还是难服金华的水土，被这座城市冷落到几近原生态的地步……当年有媒体评论说：“整个景观的极简主义现代风格证实着这个城市的品质发生的变化，让身处其中的人恍惚不知此地是何方，其气势之大好像在为小城的第二春公然求证着。”

    比照之下，这样的欢呼简直就是反讽。

    （二）

    2010年11月的一天，我陪凤德军到北京的798艺术区找黄锐。已经年近花甲的黄锐是798艺术区的创办者，应该说，是那块地界的领袖，坐在草场地黄锐的家里，喝着他泡的绿茶，吃着他们家工人炸的馓子，那个傍晚对我来说有些不真实……

    此前不久，某地产商把我找了去，他们也有意在南昌营建一个类似798这样的社区。我就此在黄锐家侃侃而谈，认为798艺术区的价值，应该是对中国文化持批评姿态，它本是一道统的叛逆者……最怕的是甫一落地，政治的问讯还没开始，经济的绞杀就已形成合围，类似这样的所谓“老工厂项目开发”，在成为某种势力的幻象装置的同时，更第一时间堕落为资本的走狗。

    黄锐说：这正是他目前竭力避免的一幕。

    如果景德镇也有类似考量，首要就是应该警惕它的文化属性与逐利冲动，就目前景德镇状况而言，这样的警惕不仅必要，而且任重道远——我还记得我们在黄锐家的厨房里里聊到艺术瓷溢价的问题，一只清代花瓶拍了4300万英镑，黄锐说他看不懂，“溢价40倍，这不傻吗？”

    那天我和黄锐分析了几条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财富的高度集中。不仅财富高度集中，而且财富的支配权高度集中。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呈可耻的金字塔结构，而且这个金字塔并不巍峨，它有着无比辽阔的塔基和纤细入云的塔尖，甚至塔基的相当一部分是隐身于地下。来自世界相关机构的数据，中国社会依然存有7000万的赤贫阶层。这样一个危险的模型，在财富拥有量和支配权方面，则呈现一个更为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

    也就是说，一小撮人拥有并调度着绝大多数的财富。

    二是民族主义的恶意膨胀。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有日益燎原之势，这一膨胀在2008年达到颠峰之后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更是让我们坚信，集权与专制对经济规模化有百益而无一害。2010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在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与体制的价值认可呼声，在中国社会发出前所未有的喧嚣。

    这样的喧嚣，预计会在今后一段时间持续。

    三是官本位思潮的全面复辟。以皇权为最高呈现的官本位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强势，与之相呼应的文化镜象，就是“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上行下效，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同时也在文化建设中占据道统的地位，大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掌控，小到某种器皿的选择，官家的选择，将毫无悬念地成为民间引爆流行的发轫。

    首脑意识不是只在中国社会一以贯之，但中国社会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