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上山遗址第三期发掘又有重大发现

    时值岁末，长江下游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浦江上山遗址的发掘工作又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从9月份开始持续了四个月的第三期发掘中，考古人员又有诸多惊人发现：经过对面积约700平方米的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运用先进的考古方法———浮选法在大量的土样中发现了万年前的稻米遗存；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对目前的发掘场地以北100米的一座小山丘进行试掘时，出土了一个有明显人工切割痕迹的鹿角和许多石器、陶器，它们的类型与之前已经出土的文物基本一致……

    随着考古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随着更多文物的出土，关于上山遗址的更多的谜将被一一揭开。然而，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确定上山遗址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不能确定那块看似平常的土地下面还隐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所以，专家们认为，对于上山遗址必须进行重新的认识和评估，目前上山遗址已获得的所有惊人发现，都不足以囊括它丰富而伟大的内涵。上山，显然承载着更为深厚的文化积淀，它蕴含着一种以前从未发现的、堪与河姆渡文化相媲美但时间上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域文化，这就是“上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源头，中华史前文明的新发现！

    12月23日，记者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遗址考古队队长蒋乐平的带领下，再度探访了上山遗址，从中聆听了万年之前的文化交响……

    上山究竟还埋藏着多少秘密

    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村支书周来水家三楼的平台上，来自西安、曾经为秦始皇兵马俑做过修复工作的老王正在埋头修补手里的一件陶器。地上，摊着一堆大大小小的陶片，老王时不时地捡起一块比画，然后又轻轻地放下。几个月下来，老王已经修复了10多件陶器，其中包括敞口大盆、盘等，但是他的工作似乎永远也做不完。记者在三楼的三个房间里看到，每个房间的地上都是一堆堆的陶片和一袋袋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泥块。每一堆陶片、每一袋泥块，最后都将经过老王们的手复原出万年前先人使用时的模样。

    蒋乐平告诉记者，从今年9月中旬开始的第三期发掘目前已接近尾声。发掘面积超过了第一期的600平方米和第二期的100平方米，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是石磨盘、石球、石磨棒等，陶器主要是敞口大盆、罐等。出土的许多夹碳陶片的表面，都发现了明显的稻壳痕迹。这些出土的器物与第一期、第二期出土的器物类型基本一致，进一步印证了上山遗址是我国乃至世界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稻作遗存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外，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除了柱洞外，遗址中还分布着很多密集的大坑，有的深达1米多。专家认为，这些坑除了作为储藏室，可能是古人用来烧烤食物的，类似夏威夷群岛土著所用的那样。真正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0月，考古人员对距上山遗址发掘现场以北100米左右的一座叫“石山头”的小山丘进行了试探性发掘。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也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而且其类型与上山出土的器物基本一致。在那里，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件特殊的器物———一个有明显人工切割痕迹的鹿角，专家初步判断这是一件作为工具使用的鹿角器。

    过去的一年中，海内外许多考古专家前来上山实地考察，对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给予高度评价。有的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极大地开阔了考古人员的视野。11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助理、我国著名史前考古专家陈星灿研究员注意到出土器物中诸多打制石器和精美陶器并存的现象，认为这与固有认识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文化现象，并由此提出了是否存在“浦江先民冬天入洞、夏天来此居住的季节性迁徙”的可能性。他认为，有必要在周围的山洞里展开调查，看看是否还有遗存。

    跟上山“痴缠”了五年的蒋乐平说，上山遗址还大有文章可做，重新认识是非常必要的。明年，他们将对周围南山、仙华山等地的洞穴作进一步调查，同时还要在遗址附近地区进行更大范围的试掘，希望获得更有价值的发现。

    据浦江县博物馆馆长盛丹平介绍，浦江县委、县政府对上山遗址的发掘非常重视，对今年的第三期发掘就专门拨出了40万元资助。在发掘过程中，浦江县委书记、县长都曾到现场查看，指导工作。而相关镇、村也对发掘工作十分支持并予充分配合。盛丹平说，明年将继续展开第四期发掘工作。同时，他们已在制定《上山遗址文物保护规划》和筹备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山遗址申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也进展顺利，2006年有望获得国务院的批准。

    喜得万年一粒米破解世界稻作文明

    12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吕烈丹博士第三次来到上山遗址，进行专项研究。吕烈丹是澳大利亚毕业的考古学博士，从1995年起开始研究稻作和农业起源，2000年起，她还在自己家里试种了三年的野生稻，以研究它的生物习性。上山遗址的发现，把她的目光紧紧地牵引到了浦江。她认为，上山文化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在稻作农业起源上的非凡地位。现在，全球历史和考古学界最重要的三大课题是：人类的起源、农业（稻作）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起源。在我国，人类起源的代表性发现有北京猿人等，农业文明的代表性发现有河姆渡遗址等，国家起源的代表性发现有良渚遗址等。而上山遗址的发现将在农业起源的研究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吕烈丹博士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密苏里大学植物考古学博士赵志军率先在中国实施了浮选法，他们与蒋乐平一起对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各个土层的大量样土进行了夜以继日的认真浮选，终于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在样土中，他们找到了一粒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米和多粒晚期的米！

    “我们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通过鉴定看看这粒米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鉴定的结果也可以作为上山是否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源头的一个依据。”吕烈丹说。同时她认为，这粒米不管是野生和采集的，意义都同样重大。在她看来，上山遗址是在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玉蟾岩之后，余姚河姆渡和萧山跨湖桥之前的一个关键环节，其中，仙人洞、玉蟾岩是在长江中游，河姆渡和跨湖桥是在长江下游，而上山极有可能是中间的一个链接，补上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上山出土的陶器跟仙人洞出土的相差很大，工艺更为成熟。可是，上山文化的源头如果不是从仙人洞扩散，那它的源头会在哪里？”吕烈丹心头的疑问目前仍无法解答，她也认为，洞穴调查是上山下一步考古研究的方向。

    吕烈丹说，西方学者研究认为，农业起源与农业迁徙对文化的产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稻米养育了超过世界1/3的人口，中国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它有一个从采集到栽培的转化过程，研究这个过程上山的资料显得非常重要，它跟新闻界的“五个W（即何时何地何人何种方式做何事）”相类似，上山的发现，对破译这“五个W”具有重大意义。

    在发掘现场边上搭起的棚子里，蒋乐平指着堆起了2米多高、用编织袋装着的一袋袋土样说：“这些土经过一段时间的干燥后都要进行浮选，相信到时候会有更多的发现。”

    上山文化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源头

    12月21日，3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在嵊州宣布，嵊州小黄山遗址因“出土遗物丰富、自身特征十分鲜明，呈现一种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新颖的地域文化特征”，可以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该遗址时间比上山略晚，距今约八九千年。

    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定义以及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考古学文化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考古学文化通常以首次发现的地点或典型遗址来命名。上山遗址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第一期发掘，2004年12月18日，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为首的国内考古专家专程来浦江考察上山遗址时，认真地研究了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石器，肯定了上山遗址年代的久远性后，就认为上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头。今天命名为上山文化，可谓水到渠成，当之无愧！

    考古学界把长江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和文化单元，它在新石器时代是一个文化上自成体系、文明发展程度非常高的地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都诞生在这里，近年来又增加了一个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还被认为是最早步入国家文明的文明实体。因为这些文化遗址的发现，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起被确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这些创造了灿烂文明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必然有个源头。为此，考古学家们苦苦追寻了许多年。在上山遗址被发现后，答案终于找到了。

    专家们认为，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夹碳陶技术就可以追踪到上山遗址；河姆渡文化的木构建筑技术十分发达，以成排木柱支撑起来的干栏式建筑就是其经典杰作之一，上山遗址也发现了成排木柱构成的建筑基址。从遗存的丰富性看，无论是稻谷还是陶器、石器，或者是遗址的规模，上山遗址在为数不多的万年前后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处于领先水平。尤其在稻作文明方面，上山采集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米粒，大量稻作遗存的发现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比河姆渡提早了3000年，比跨湖桥提早了2000年，表明长江下游在水稻栽培史上毫不逊色于长江中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和栽培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