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年前，国家博物院在３０万件馆藏品中挑出２０件国宝级的古瓷器，试图仿制并向全球推广。在这２０件古瓷器中，有６件是被誉为“彩瓷皇后”的珐琅彩瓷。但是，珐琅彩瓷的制作工艺早已失传……于是，“国博”请来了景德镇“熊窑”的主人熊建军。 

　　熊建军能否成功呢 

　　接活 

　　瓷器一上手，熊建军心里咯噔一下。 

　　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二十件古瓷器，一色儿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东西，单单看胎质、釉色和画工，就知道都是宫廷御用瓷器中的上品。 

　　尤其那几件珐琅彩瓷，更为罕见。胎壁极薄，细腻紧密；素胎极白，彩釉艳丽；摸一摸，光滑圆润，手感极佳。“彩瓷皇后”，果然名不虚传！熊建军暗暗叫绝。 

　　摩挲把玩，看了又看，这位景德镇“熊窑”的主人不忍释手。 

　　做了二十余年古瓷仿制研究，他还是第一回接触到珐琅彩瓷的真品。“在博物馆见过几次，都是隔着玻璃，没机会上手。” 

　　不是熊建军没见过世面———熊家祖上自康熙年间就是景德镇官窑御制厂的匠师，绵延十几代，代代以制瓷为业，到了他这一代，尤其擅长仿制古代瓷器———关键是，珐琅彩瓷一直是御用珍品，全世界现存不足４７０件，弥足珍贵。即便是景德镇的官窑，也未能留存一件。中国国家博物院高仿瓷器发行中心的叶青荣说，自从明朝洪武二年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宫廷用瓷都产自江西，惟独珐琅彩瓷是特例。 

　　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景德镇官窑惟一能做的，只是选用上等料，烧制白色素胎，送京城造办处备选。选出来的素胎，再由宫廷技师绘画填彩，入宫内彩炉烘烧。 

　　正因是宫内秘制，民间无缘分享，这不仅导致珐琅彩瓷成品稀少，也给后来制作工艺的的失传，埋下了伏笔。 

　　珐琅彩瓷存世不多的另一原因，是烧制工艺十分繁难，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从批准到烧窑完成，最短的是１０１天，最长的是１７６天，其间要经过多次的失败和反复。”叶青荣说，乾隆之后，国力衰退，加上战祸连绵，宫廷无力负担这种奢侈品的消费。 

　　因而，到了嘉靖、道光年间，珐琅彩瓷不仅少见精品，最后连制作工艺也彻底给丢失了。 

　　“不是没有人仿过，但一直没成功，这被很多文物研究专家引为憾事。”中国国家博物院高仿瓷器发行中心的负责人王军林说，“所以，１９９８年请熊建军来的时候，国博是全力提供支持，给资料，申请看真品，就是期望能有所突破。” 

　　尽管没有把握，但熊建军愿意试一试。 

　　这一试，就试了８年。 

　　古法 

　　失败了，再试；又失败了，再试…… 

　　“珐琅彩瓷的那种白，像雪一样，洁白晶莹，润润的，非常通透。”古人的制瓷技艺，令熊建军仰慕向往，再看看自己烧出来的素胎，就是少了几许韵味。 

　　肯定在什么地方有问题，但具体在何处，熊建军不能确定。 

　　是流程上的问题？似乎不像。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重新检查，都是使惯了的套路，精准通畅。是工艺上的问题？为了能仿制成功，这次用的全是熟手，技艺娴熟，出纰漏的可能微乎其微。 

　　问题究竟出在何处？流程，工艺，模具……一个个疑点都排除了，还有什么？突然，一个灵感在脑中闪过。会不会是？熊建军赶紧来到工作间，翻查资料——他有种感觉，自己似乎找到前人仿制失败的症结所在。 

　　资料记载，民国时期故宫开禁后，珐琅彩瓷备受推崇，坊间仿制成风。仿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新胎新彩；二是旧胎画新彩。 

　　新胎新彩，指胎、彩、釉都是仿制者现做现用。旧胎画新彩，就是找来当年景德镇官窑送交清宫造办处的素胎———选剩下来的或备而未用的，画彩挂釉，重新烧制。 

　　若论技术，两种方法都不错，相比而言，“旧胎画新彩”比“新胎新彩”更容易以假乱真。但直到目前为止，这两种方法做出来的东西，都无法做到形神相似。 

　　“关键是目的不一样，下的工夫也大不相同。”熊建军解释，宫廷制瓷只求能被皇帝赏识，用料制作不计成本，稍有瑕疵便弃而不用；但后期仿制者没有相应的条件，原料未必是上等，制作未必精良，若干道工序，一个环节稍不留意，出来的仿品自然也就“差之千里”。 

　　有了这个判断后，熊建军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古代的状态”——习惯古人的审美情趣，使用古人制瓷时所用的原料，再依照古人的制作工艺——惟其如此，方能仿出古韵。熊建军如醍醐灌顶一般，从此对“师从古法”这四字，有了更精深的体悟。 

　　熊建军砸掉了所有先前烧好的素胎，毫不犹豫。 

　　就像盖高楼，基础都没打扎实，高楼再高，也是岌岌可危。这个道理，他懂。 

　　原料 

　　从头来过，第一步自然是收集原料。 

　　在外行人看来，景德镇是造瓷重镇，每日烧瓷无数，粘土、矿石这些原料自然不缺。 

　　但内行人清楚，要找制作古瓷的原料，绝非易事。 

　　古代景德镇瓷器做瓷胎所用的土，取自景德镇东北５０公里的高岭村。然而，经过数百年的开采，资源趋向枯竭，为保护这一宝贵资源，国家将此处设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禁止挖采。目前景德镇烧制瓷器，所用的土都来自外地，品质上要差很多。 

　　“没有高岭村的高岭土，别说仿制古瓷，就连仿制当年的‘毛泽东瓷’也成问题，主要是瓷胎的洁白度达不到要求。”好在熊建军从８０年代就开始从事仿古瓷研究，在他的厂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库存。 

　　土是好土，但按照传统程序，１００斤淘下来，能用的也就几斤。算下来比米还贵。 

　　贵是贵了点，幸好还能找到。至少不像配制彩料的原料，是哪几种矿石都是谜。惟一的信息，是史料曾有记载：雍正之前，彩料依赖于进口；但自雍正六年起，宫廷开始自制彩料。 

　　“这至少说明，彩料的原料在国内是能够找到的。”熊建军如此安慰自己。 

　　好在“国博”的专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分析数据，其中包括对彩料成分及含量的检测分析。熊建军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含有这些成分的矿石，尝试配制。 

　　“最保险的办法是找到当年的老矿。”熊建军想。 

　　目的明确，思路清晰了，但着手做起来，难度却很大。谁也说不清，雍正、乾隆年间开采的老矿，究竟在什么地方？ 

　　只能在史料中寻找线索。地理、历史、古玩、矿产……熊建军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书籍画册。“在二手市场淘，在古籍书店买，但凡能找到的，我都买来看。”８年中，单单资料，他就花去十多万元。 

　　每找到一点线索，熊建军都要跋山涉水，到实地去看一看，“有些古地名现在已经不用了，有的矿已经废弃了，我们得一个个去核对。核对准确了，再想办法把矿石采出来。”采来的矿石，未必全部有用，还得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去验证。 

　　一点点的收集，一点点的积攒，原料终于收罗齐备。 

　　“冤枉路没少跑，苦没少吃，但也有意外之福。”熊建军很自豪地透露，经过历年积攒，他已经存下了１００多吨的各种原料，“其中很多种类，现在已很难再搞到了。” 

　　对搞古瓷仿制研究的人而言，这无疑是笔巨大的财富。 

　　心态 

　　熊建军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听起来很柔绵，少了些江西话中惯有的抑扬顿挫。他不是急性子的人。 

　　做古瓷仿制这一行，性子也急不得。师从古法，就得按照古人的节奏来。操之过急，难免会陷入“过犹不及”的被动。 

　　急于求成，结果却是欲速则不达。其实，这也是对心态的考验。 

　　熊建军的心态不错。今年３８岁的他毕业于景德镇陶瓷职业中专，学的是绘画。早年的同学现在有许多都成了省级的高级工艺师，功成名就。面对这些，熊建军不为所动，既然当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有耐心慢慢地走下去。 

　　一个有耐心的人，往往愿意按部就班，不逾矩。正如他会用药钵碾碎矿石，而不是用机器代劳，只为“这样粉碎出来的矿石有着不规则的平面，能够折射光芒”；他会包下一座山，专门种下当地特产的松木，尽管这种松木生长缓慢，但他愿意等，“因为这种松木油脂多，燃烧值高，最适合烧窑”。 

　　有耐心的人，必定能耐受挫折。否则，熊建军无法挺过８年中的一次又一次失败。 

　　珐琅彩瓷烧制的成品率不及三成。 

　　有时候烧好了一批１００件，看看烧得不错，但一量“身高体重”，与真品有误差，只能砸了重做。“做瓷器仿制，不是说做１０个，１０个就成功，也许做１００个，一个成功的也没有。” 

　　“八年中，也不知毁掉了多少样品，我们博物院组成了八人的专家小组，定期派人盯守在烧窑现场，尺寸不符的砸，色彩不对的砸，胎体厚度不一的砸……反正只要有一项不合格，都不能让它留在世上。”中国国家博物院王军林如此解释。 

　　“除了技术，还得看运气。”熊建军如此感叹。 

　　天道酬勤，运气总归会惠顾有耐心的人。 

　　出窑 

　　２００６年５月下旬，熊建军和窑工们一道，在窑前苦熬了两昼夜。 

　　窑，是景德镇著名的“镇窑”。这是熊建军特意请人按照清代的方法新造的一座“柴窑”。连砌窑砖，也是特别烧制的。 

　　柴窑的外型像覆于地面的半个鸭蛋。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这种古代的窑具有许多独到之处。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１３００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４０多个品种的瓷器。 

　　“为了环保，现在瓷窑大都用天然气做燃料。但真正出好瓷还得靠柴烧。天然气窑出来的瓷颜色偏黄，柴窑出的瓷器才白。”熊建军解释道。 

　　为了这座柴窑，熊建军请一位６２岁的老窑工出山，担任把桩师傅。 

　　把桩师傅掌控的是窑火的温度。柴窑的窑火温度不易控制，“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熊建军请来的把桩师傅，姓胡，自幼烧窑，练就了一身掌控火候的绝技，如今“全景德镇只有他一人能烧柴窑”。 

　　虽说现在的窑上也有测温设备，但最细微的差别，还是需要人工来操控。比如温度下去了一点点，必须凭经验提前加柴。一声“加火”！火工立刻抱柴添火。 

　　瓷器进窑，一烧就是两宿。在这两天两夜里，把桩师傅就在窑边守着，直到开窑取瓷。 

　　但这一次，守窑的队伍中多了熊建军。 

　　等待窑火慢慢熄灭…… 

　　窑温降了下来，开了窑门，熊建军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件巴掌大小的瓷瓶，仔细观看…… 

　　一遍又一遍，直到确认，新烧出来的瓷瓶与那件在２００４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以近１．２亿元拍出的“清乾隆花石锦鸡珐琅彩瓶”一模一样。 

　　成功了！熊建军与把桩师傅相拥庆贺，潸然泪下。 

　　随即，又一批瓷器送进了柴窑……一个月后，熊建军承诺仿制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国宝级古瓷器作品全部完成，包括６种珐琅彩瓷在内，一共是２０个品种。每个品种仿制５０件。 

　　“国博收藏编号为５０的全套仿制品，其余面向全球销售。”国博负责销售仿制古瓷的叶青荣说，“每一件售价都在万元以上。” 

　　按照和中国国家博物院的约定，熊建军随即毁去了次品和多余的成品。这也是为了多余的仿制古瓷流入文物市场。 

　　令熊建军微微有些遗憾的是，自己也没能留下一件，“以后再想做一套这样的东西，也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