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经济的成绩单已经如期公布，首超50万亿元的GDP规模、四季度回升的经济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增速、“九连增”的粮食总产量等，都预示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告别继续滑落的趋势，触底回升可期。不过，除了经济年报中这些积极因素，更值得关注和品味的则是三大新的趋势，甚至会主宰今后十年的经济走向。

    第一个趋势，是回落的投资，这恰是经济结构战略转型所希望看到的。虽然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高达36万亿元，投资GDP比仍然偏高，但是投资增速，较之以往已经明显大幅回落。2012年的每个月投资增速，都要低于2011年的每个月。而且除了1月份的21.5%，其他月份全部稳定在20%以内的水平上。而与前些年两位数经济增长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动辄30%以上的高位增长相比，投资增速如此地稳定在20%水平。中国经济结构之所以加速失衡，其元凶即是屡屡控制不住的投资增长。这一趋势能否持续，关乎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前途——是继续走依赖“保投资、稳增长”的老路，还是启用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新模式。如今，在整体投资已经36万元之际，规模是越来越大，再想保持曾经的30%的高位增长，显然十分不合时宜。因此，接下来这一增速有望继续回落至20%以下。这与广义货币M2增速，随着规模的膨胀，增速不得不由前两年的30%回落到如今的14%的道理如出一辙。

    第二个趋势，是反弹中的贸易顺差，只怕“顺差变逆差”的预期，短期内不可能兑现。要说2012年一系列经济数据当中，最超乎年初预期的，应该要算这2311亿元的贸易顺差。由于2011年贸易顺差仅为1551亿元，跌幅高达14.5%，外加出口形势严峻，所以去年初外界普遍预期2012年的贸易顺差肯定会继续收窄。这次高达49%的贸易顺差涨幅，源于出口回暖速度加快，而进口步伐没有跟上。贸易顺差重上高位，意味着出口这架马车有望重新成为经济引擎。实际上，在大刀阔斧“调结构”之际，由于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定然会下降，同时出口企业也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稳住出口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随着欧美经济形势企稳，出口业的稳定增长，将为新十年的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城镇化已经成为未来十年的战略，随着这一战略的推进，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产业的勃兴，显然需要外部需求消化这些新产能。

    第三个趋势，是大势确定的金融脱媒，银行信贷不再占据社会融资额的主角。在2010年跌破60%之后，2012年，人民币贷款占比只有52%了，2013年开始，以资本市场、信托理财、私募基金、民间借贷等代表的影子银行系统，有望和银行信贷分庭抗礼——这是金融学上典型意义上的“金融脱媒”现象。这在十年前的2002年，人民币贷款占据社会融资总量的91%的时候，银行系统所未敢想象的。影子银行系统的加速生长，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融资环境，这对于扭转畸形的融资结构、倒逼金融改革的意义重大。只要中国式金融脱媒能够得以有序进行，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有望得到大幅度改善，这对于新十年民间活力的激发、实业的振兴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倒逼式的金融改革可期。短时间内，利率市场化、金改试点的落地等等尤其值得期待。
伴随此三大趋势的最值得期待的变化和蕴藏的最大的机会来自于城镇化的深刻社会变革。中国特色城镇化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其中土地分集体与国有，户口分城市与农村，就是典型的二元结构产物。城镇化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首先就是破除这二者。从城乡角度来看，城市资源市场化的跟进速度要快于农村，取消住房福利分配，集体国有企业改制等，打破了原有城市户口固化的部分福利，也正是由于这种破除城市户口背后的福利才给农业转移人口带来了发展机会。但是在农村这种福利制度并没有打破，依然延续计划时期的特点，维持小农经济，要把人绑在户口和土地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推动，农村人口已经绑不住了，城市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公共服务会吸引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出来到城市就业，但他们能否或者愿意形成在城市的长期居住还不一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市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全面开放程度，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原有农村资源资产化力度。

    我国城市的迅速发展是得益于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得益于国有与集体两种不同类型的土地，通过将农村集体土地低价征收为国有土地，然后再将其通过“招拍挂”的方式高价售出，城市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城市建设资金，也就是俗称的“土地财政”。正是因为市场化的推进，使得土地作为资源要素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才产生了巨大的价值，必须通过市场化来形成城镇化制度的倒逼机制，要对绑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上的福利进行估值。在估值之前，首要做就是确权。确权后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化制度，来保证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后，城镇化作为最大的内需潜力也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