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在非常道沙龙上，跟几位卫浴界和策划界的高手们进行了一场脑力激荡。其中涉及到诸多话题，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家不约而同提到的两点：消费者行为的改变，电子商务模式的探索。

    实质上，这两个问题可以归结到共同的一个点———在不知不觉中，人们的想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们获取信息、传递观点的途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来看个极端的案例。富士康，这个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帝国，浮现在公众面前却是以连环跳楼事件而著称。虽然几度大幅度加薪，但其潜藏的员工压力问题看来并没有得到缓解，不久前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又一次让大家对于其工作模式产生了深刻的担忧。正如南京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刘林平所说：“富士康员工的工作性质没有改变：压力、单调、沉闷，因此，此类事件(可能)不时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简单地根据这些状况，就将问题根源归结于某个企业的恶，其实过于粗暴。以富士康40万员工这一庞大的基数来计算，亦是小概率事件，至少从形式上来说，富士康这种社会化工厂的模式和许多大型国企别无二致。

    对于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巨大变化，或许80后的年轻人们难以深刻地体验到，别的不说，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基本不会遭受过饥饿的磨难。没有感受过这种赤裸裸的生存危机，所以在80后以降的人群身上，从不会把“下一顿饭怎么办?”作为一个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大多数60、70年代的人，身上都打着“隐忍”这一烙印。那时许多企业正在创建，找份工作摆脱沉重而毫无希望的乡村劳作，是驱动所有求学和打工者们的真实动力。当青春充满了饥饿，时间与体力从来没有被当作是资源———一切不能被利用的物质，都谈不上是资源。所以，只要能够挣钱，能够让离乡背井的农民工可以攒下一些积蓄，工作的脏、累、危险无人计较。

    以我父亲为例，当年好不容易冲出农村，当了名铁道工人，这在乡下已经是凤毛麟角的事情。他会在看守的油库山坡上开荒种地，会利用废旧木头打成家具然后不远千里的带回老家，想尽办法把每个月的工资都存起来，对待每个人都客客气气，反复跟我讲，“不要那么傲气，要夹着尾巴做人。”

    在我儿时，因为吃饭慢不知道被父亲打了多少回，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东西早被人抢来吃完了，你只有饿死。”正是这种对于物质极端匮乏的天然恐惧，让中国人成为了全球最勤奋最廉价最顺从的工人。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总是被人诟病的“低成本、重复扩张”的中国制造模式吧。葛朗台为什么每天都要去把他的金子摸一遍?因为他是从一个箍桶匠开始奋斗，依靠自己成为了法国索漠城一个最有钱、最有威望的商人。中国的企业家，其实也正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虽然，前者是法国大革命后起家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后者是改革开放后的民族财富英雄;但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在体制、结构大转型中，勇于去突破的利益获得者。

    企业的天职就是要利润，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的消费者，也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企业。在一个农村消费依然占据很大份额与空间的庞大市场里，有着大量廉价劣质的产品存在，也是有着其现实的合理性。

    但事情正在变化。农村消费的主力，往往是那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对于他们而言，城市周边的工厂才是最日常居住和工作的场所。而随着资讯的发达，获取信息变得更加畅通，对于品牌的理解，直至生活品质的要求，他们都已经和父辈截然不同。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个年轻人在某网吧持续上网2个月。在商务人士中间，大家也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了智能手机或者其他终端之上。现代人，可能一星期认识的人，比古代人一辈子所能认识的人还要多;而一个孩子自己上百度查阅的答案，也远比父亲所能回答的准确详实———我们又该怎么进行沟通和教育?

    没有哪个年代，比这个年代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也没有哪个年代，比这个年代更具备了无限的趋同性。人类用社会化分工、用大规模机械制造、用软件设计编程，为这个世界的快速制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然而无论是出于自我区别的需求，还是喜新厌旧的本能，没人喜欢一成不变，大家都尽可能寻找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哪怕仅仅是看上去而已。

    拿苏格拉底的看法来说，目前市场上的绝大部分东西，其实都是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的。因此，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可以看成是一场“为消费者寻找合适的购买理由”的秀。满足于生产产品的厂家们，你们要开始研发如何生产消费者的梦想了。（作者/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