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也就意味着变革的开始，谈到我们当前的改革，谈到中国经济，所有人都会说，靠资源消耗、投资拉动、人口红利和外延扩张的高增长已难以为继，必须转型到创新驱动、效率提高、内涵增长、价值提升的新发展道路上来。这不是容易的转型，而是深刻的结构性变革，甚至是一场革命。

    商务部公布的《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定下的目标是进出口平稳增长，总额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15年达到约4.8万亿美元，贸易平衡状况继续改善。政府制定规划，一般须留有余量，好让自己超额完成任务，总比定高了完不成为好。10%的年均增速，是否还有余量，还有待观察。不过，今年遭遇的挑战已经历历在目。欧债危机继续发酵，短期内快速向好似乎难以实现。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状况下，下半年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太大。不仅今年10%的目标难以达到，中国对外贸易今后都有可能进入个位数增长时期。金融危机让美欧反思，也开始采取应对之策。但无论哪种，对中国皆非利好。竞争力不强，持续贸易逆差，政府靠借贷维持高支出和社会福利，这种好日子不可持续，就要实行紧缩。财政紧缩，金融去杠杆化，消费也会跟着紧缩，这无疑对中国出口没有好处。2008年~2009年，美国家庭消费降幅最大的时期，中国对美出口也出现大幅下滑。过去30多年，美欧对华贸易也总有磕磕绊绊。在对外贸易方面，虽然是互相最惠国待遇，但中国在开放多年之后，很多领域的开放度还是不及美欧。当下，美欧自身都面临巨大经济困难，看到中国的“茁壮成长”，自然心有不甘。他们必然担心中国从战略上对其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经济上成为其强劲对手。于是，美欧更多强调“对等开放”，各方面对中国政策收紧。鉴于此，中国对外贸易欲继续扩张美欧市场，难度大而空间小。不过，新兴市场大有可为。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南非、印尼双边贸易增长明显快于平均增速。今年前5个月，与上述三国的贸易分别同比增长24%、32%和20%，比平均增速分别快了7、24和13个百分点。但也要看到，部分中国产品在新兴国家市场占有率已经很高，少数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超过80%。要想再有大的发展，恐还要多费功夫。

    从国内来看，2004年已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之说将逐渐成为过去，成本将逐渐推高。越南工人月平均工资只有50至60美元，仅中国沿海制造业平均工资的二至三成。不仅更多外资进入越南，不少中国本土的企业都开始迁往越南。据说，越南已经成为耐克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中国还须致力于解决收入分配失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中国对外贸易短短30年就跨越了美、欧、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程，不断创造历史。只是，历史也告诉我们，高速发展也会有“天花板”。

    但面对此，从宏观到微观的准备并不足。在企业层面，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已经强烈感受到“80后”、“90后”就业者无论在数量供应、价值主张、工作耐性还是职业稳定性上，和以前相比都有很大差异，但真正采取战略性措施的并不多。有关机构报告指出，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成本与生产率不匹配的问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西方成熟市场及某些亚洲市场相比本身就存在差距，如今劳动力成本增长已成趋势，而生产率却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对此，全球最大代工企业鸿海集团打算，未来5~10年内，在中国大陆地区将有首批全自动化工厂投运，会大量使用机器人，用自动化尽量取代单调重复的组装工作。一家知名快餐连锁企业则正在开展优化改革，核心是提高生产与服务效率。按一家餐厅100个座位计算，日本的人工配比是2个厨师、4个前台和1个店长，目前中国则需要25个人。这背后，既有通过机器化生产提高成品化程度的问题，也有管理和激励问题。还有一些企业试图通过信息化建设、供应链改造、经营模式创新、组织和流程再造，应对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并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到了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自我革新，提高效率”的忧患意识的时候了！不要以为G3经济体就这么趴下去了，不起来了。当我们“笑看天下危机”的时候，不要真以为，我们的增长是靠科技竞争力、高质量、高效率取得的。很多行业，如果认真和国际水平对标，都明白还有多大差距。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要支持中国经济转型，靠项目核准、刺激短期需求没什么用，关键是要在要素配置、产权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政府改革、教育改革（特别是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等方面，切实消除行政性、垄断性、官僚化因素对市场的扭曲及其自身的膨胀，而让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