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历史城墙来迎接世界的北京，是否还需再用行政手段竖起一道道“软墙”，再重新把自己“保护”起来？

    进入2011年，北京这座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似乎开始对外地人变得“吝啬”起来。

    在年初公布的交通治堵方案中，对购车资格设定了户籍门槛，规定凡外地人购车，须持居住证明，且连续5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方有参与“摇号”获取牌照的资格。 

    此外，北京市拟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用半年到一年时间，对居住在人防工程、地下室的外来租户进行“清退”。有专家估计，该项措施所涉人数或达百万之众。

    最新的地产政策同样使外地人感到焦虑：2月16日，北京市对外发布落实“新国八条”房地产调控新政的“京十五条”执行细则。其核心内容是再次提高外地人购房门槛，规定今后外地人购房需提供5年(含)以上社保、纳税证明。这一条款，或将使北京市总购房需求的将近一半受到抑制。

    深究政策意图则不难发现，上述一系列设“限”动作，显然已超越单纯的交通治理和房价调控范畴，锋芒直指超大型城市矛盾的内核——人口和环境资源的承载力问题。

    长期以来，作为首善之区、京畿重地的北京，要不要以行政手段限制人口，建立所谓“人口准入制度”，一直是各方人士反复论战的话题。2005年，曾有北京市政协委员抛出“摒弃低学历流动人口”的建议方略，引发舆论喧哗。一顶“歧视外地人”的帽子随后结结实实地扣在提议者头上。以至于后来很少有人再敢公开提议“排外”。

    但种种迹象表明，在近年来的政策操作层面，北京市事实上已逐步向“行政手段限制人口规模”的“排外”道路上靠拢。在2011年北京两会审议通过的北京市“十二五”规划草案中，似有相关暗示：今后五年，北京要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将实行户籍指标控制人口规模。

    此“既成事实”的背景，是北京市人口规划目标已“连续三次被突破”、“至少提前十年被突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的人口规划目标是，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现在，一些研究者的“保守估计”，是2020年北京市人口会突破2500万。由此不难理解，尽管北京市在后奥运时期提出了更具开放尺度的“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但在现实压力面前，却不得不困于一个个设“限”的“排外”政策中，不得其径而出。

    由此也产生一个城市规划学的悖论：推到了厚重的历史城墙、准备迎接世界的北京，是不是还需要再用行政手段竖起一道道软墙、再重新把自己“保护”起来？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单靠“限外”能否有效解决大城市的成长烦恼？这确实需要政策制定者给予充分的考量和尊重。 

    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质是人口和资源要素的高度聚集，从而带来规模效应的提升。纵观世界绝大多数超大型城市的崛起过程，大都经历了先乱后治的“自然历史过程”。

    纽约和东京，这两个世界级大都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受过高房价、交通拥堵、人口与环境资源承载力问题的困扰。东京是用一个个稳步推进的“国民住房五年规划”、公屋制度和住房金融支持政策，缓解了城市住房的焦虑；纽约是通过大力发展地下铁路，疏导地上交通拥堵压力。二者都没有把“排外”当成治理城市的要义。 

    有识之士也已提出，所谓城市环境和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极限，实际上很难测算出一个具体数字。因为这个“极限”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不断延展。据此，一些规划学者认为，“反对大城市病要适度”，若忘记尊重城市的自然生长规律，人为的限制和引导措施其实作用有限，甚至徒劳。 

    例如，限制外地人购车，是否一定能缓解交通拥堵，如果买卖双方合谋钻政策的空子，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防范机制？同样，抑制外地人购房需求，难道就真能成为熨平房价波动的长久之道吗？人为地遏制需求会不会造成供应的断档，从而给下一波报复性反弹埋下伏笔？就目前而言，恐怕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都不能得出完全乐观的结论。

    据此来看，若以设“限”的心态，尝试去建设一个“世界城市”，现实路径必定难以畅达。一味地设“限”，只会陷于肤浅和皮毛，错失对改革良机的判断和决断。因而，设“限”的前提，当是充分尊重自然客观归律。如果对特大型城市的自然生长规律梳理不足，前瞻性功能定位不清，后天产业布局和人口疏解乏力，都将导致政策用力在方向和本质上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