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于宜兴紫砂业而言简直就是“东边日头西边雨”，已故大师顾景舟的一把石瓢拍了1232万，CCTV《每周质量报告》的一则报道，却似乎把紫砂业推到几近灭顶的边缘。 宜兴紫砂主产区丁蜀镇在欢呼紫砂珍品创价格新高的同时，对CCTV的报道却普遍性皱紧眉头。
某次饭局上，大师、经销商和企业的老板纷纷声讨记者断章取义的报道方式，群情激愤，甚至影响到觥筹交错，席上酒菜凉了大半。坐上一外来客，听了半天后冒冒失失插嘴，建议宜兴地方或组织通过法律途径讨要说法。
桌上场面立刻出现耐人寻味的长时间冷场。
（一）
紫砂经销商钱了灾（化名）对此现象的解释是，丁蜀镇很明白CCTV的报道小骂大帮忙，“由此展开的所有调查，强调的都是工业化生产和价位低端的紫砂壶有问题”——我后来通过百度，发现钱了灾并非妄言——对于目前已回归到家庭作坊生产方式为主的宜兴紫砂业来说，发生在2010年5月的这两条新闻都是能导致价格上扬的利好消息。
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变作坊为工厂”的努力，今天看来是失败的。尽管宜兴紫砂工艺厂还在，甚至还兼并了宜兴紫砂工艺二厂，但车间没有了，被隔成若干个产品陈列室，没有流水线，有的只是一间间个人工作室……这样的组织形式，顶多只能算一个产业联盟体，原有的“陶业合作社”的称呼，似乎更为贴切。
这一景象于我并不陌生。过去几年里，我一直生活在景德镇，那里发生的产业变化与宜兴的当下如出一辙。在新中国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景德镇陶瓷业得到国家全面的扶持与发展，1966年以前，景德镇10大瓷厂的生产格局与规模已经形成，业界甚至有“为6亿中国人制造饭碗”的形容。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景德镇搞产业结构调整，10大瓷厂逐一解体。
景德镇人普遍认为这是他们日用瓷生产式微的根本原因。
大型国有企业的解体，直接导致景德镇日用瓷生产与销售的彻底下滑，成为景德镇陶瓷工业中的一块“短板”。而与此同时，被推向市场的陶瓷产业工人，大量进入规模偏小的民营性质瓷厂、甚至家庭作坊，形成目前景德镇的“长板”是以手工为主的艺术瓷、或者陈设瓷生产这样一种经济格局。
对此现象我曾经议论说：当景德镇还在为当年10大国有瓷厂的解体而耿耿于怀时，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个城市因为生产方式重新回归“手工”与“作坊”，意外地、歪打正着地迎合了分众时代的来临。分众时代对商品个性与差异化的追求，注定规模化、批量化的工厂生产很容易遭遇市场的寒流；而小批量、定制式和手工制造，则很可能会在这个时代如沐春风。
这一阐释是否可以同样用来解释宜兴的作坊复辟呢？
（二）
和景德镇类似，宜兴紫砂艺人生存的恣意与自在让外来者惊叹不已，也羡慕不已，尤其是那些大师们的生活，堪比豪门。
在听说大师的作品每件价格都在6位数之后，与我随行的摄影师决定不亲自摆弄那些昂贵的家伙，他固执而有礼貌地请大师自己动手，从红木展柜中将那些紫砂壶一把把端出来，放到合适的位置供他拍摄——有知情者告诉我们，目前宜兴紫砂壶的行情，国家级大师的作品一般是十几万元，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一般是几万元，再往下是高级工艺美术师，价格由几千到上万元不等，依此类推，定价体系基本如此。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在支撑这个价格体系？
宜兴人开始讲故事。
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丁蜀镇来了位香港老板，顾景舟的徒弟李昌鸿现在还记得那位老板叫罗桂祥。来人直接找到紫砂工艺厂，说要订购一批宜兴紫砂壶参加香港的亚洲艺术节，价格一报出来，让紫砂工艺厂的人吓了一跳——类似顾景舟这样前辈的作品，是1000元一把，而类似李昌鸿这样的门生作品，也是老师价格的一半，就连一些学徒工的作品，也相当于他们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原来我们做的壶这么值钱？”李昌鸿说，罗先生对宜兴紫砂壶的贡献很大，不仅在价格上有一大幅度的提高，他更要求订制的产品必须遵循古制，在壶里面打上作者的印章。在这之前的30年里，宜兴紫砂工艺厂的产品是从不打作者印章的，“罗先生来后，我们的产品才真正成为工艺品”。再后来，4家香港的贸易公司坐镇宜兴抢货，因为竞争得厉害，4家公司就商定，一家公司的代表在宜兴只能待20天，4家轮流。
李昌鸿说：“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把我们的茶壶卖到了台湾。”90年代的时候，随着两岸贸易的日益紧密，尤其是大量台湾商人涌入长三角之后，台湾人替代香港人成为宜兴紫砂壶的又一轮价格推手，台湾人使宜兴紫砂壶在1993年的时候价格又到了顶点。李昌鸿回忆说，“几万元一把壶不稀奇，据说我老师那把石瓢，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一个台湾藏家收购走的”。
钱了灾证实了李昌鸿记忆的准确性，他补充说，台湾人收藏紫砂壶有相当比例的炒作成份，所以台湾经济的骤然衰退，导致很多台湾人将不少紫砂壶砸在自己的手里，为了将损失降到最小，他们拼命降价出货，紫砂壶价格随后有一段下行期。
转机出现在2003年，这次扮演紫砂壶价格推手的是大陆的消费群体。宜兴紫砂工艺厂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鲍正平，是由一位在广州经销紫砂壶的南京人推荐给我们的，据那位经销商说，鲍正平是一位很好的大哥，“他的壶走得也很好”。我们去他的工作室找他时，正遇上两位从武汉来的经销商在里面——这非常吻合钱了灾的陈述，据他说，每一位紫砂艺人背后，都有几位、甚至十几位、几十位经销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在这个渠道上讨口的人才是真正的价格制定者。
我问：据我所知，景德镇的陶瓷艺人不仅有类似的价格推手，而且艺人之间也有约定俗成的圈子，这个现象在宜兴紫砂行是不是也存在？钱了灾说：当然。一般人家会问我要哪个价位的货，然后，他会根据我出的价向我推荐谁谁谁，这个谁谁谁，和他就是一伙的。
（三）
经销商真是价格的制定者吗？
我们不妨借助新闻媒体的报道，来再现顾景舟石瓢壶拍卖现场那一幕：一位“不是很富裕”的藏家在赴京之前，筹措了500万元准备“拿下”此壶，但立即被专家泼了一盆冷水——“别想”。来自江苏的顾先生在拍卖前表示对此壶“势在必得”，预计自己的800万元定能得胜，但最终还是没能争得这件宝贝。又有藏家曾“扬言”1000万元肯定拿，却还是在拍场上“略逊一筹”……“争夺”这把壶的藏家，都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熟人，但即便如此，大家在拍场上也互不相让，竞争呈白热化程度。你方举罢我登场，场上高潮迭起，在一轮又一轮的高位叫价中，不断地掌声四起。最终，以150万元起拍的这件作品，以1200余万元成交，树立了中国紫砂艺术品的新标杆。（6月10日，《北京商报》）
我问钱了灾：那些在拍卖现场频频举牌的真的那么热爱那把壶吗？
钱了灾回答：你说呢？
在宜兴的丁蜀镇，追问某件紫砂作品的真实价格可能是一件让人很难堪的事，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人脉来了解这里面的秘密，但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上来感受这一事实。比如，在某个餐馆进餐，旁边那桌的女郎突然很没风度地尖叫起来，“这该死的壶有那么值钱吗？”再比如，在一寻常紫砂铺里，我们挑选好喜欢的紫砂壶后，习惯性地与店主还起价来，陪同我们的当地朋友立刻浮现尴尬的表情……我还得说说我熟悉的景德镇。
某一年，有人在北京搞了场“景德镇陶瓷精品展”，其中一件国家级大师的作品被一位浙江籍的地产老板收购，当时那位大师也在现场，老板就请大师共进午餐，席间，老板问大师，对8万元人民币的收购价是否满意，大师回答说不满意，老板又问多少才满意，大师伸出一巴掌说再加50%，老板当场签支票，追加4万元。
我记得那老板一边递支票给那大师，一边说：我不怕你涨，就怕你跌。最近几年，很多陶瓷大师的作品一路看涨，表面上是因为国情变化使然，中国人开始有了收藏与投资的雅兴与闲钱；而更深层次的揭露，是这些工艺品的阶级属性再次被激活，其产品功能离百姓的日常需要越来越远，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现实社会，直接把很多大师的作品拖入腐败的泥淖，沦为可耻的雅贿工具。我们没理由不认为这是一种反动与退步。
几年前，我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参加一个禅茶大会，邂逅一位搞茶文化研究的学者，他说茶有三味：曰水，曰茶，曰器。高士尚水，将其视为茶事首要；常人尚茶，认为选择什么样的茶叶才是喝茶的关键；最不通的是尚器，将把盏弄杯铺张成一显摆。
不知这位高人对一把紫砂壶卖了1232万做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