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到浮梁县蛟潭镇采访，专门冒雨跑到规划中的浯溪口水库库区看了看，曾经的职业经历，让我对遇到的每一项水利枢纽工程都有了解的兴致。正是春雨绵绵的时节，昌江的径流与想象中的丰沛相去甚远，说实话，这样的稀疏一把，很是让我为下游的鄱阳湖、乃至长江的来水量捏一把汗。

    想起一段故事。

    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集体主义是主旋律，那时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很是有违地理与常识。小河多为上游，泉水叮咚也好，雨润无声也罢，这都是山涧石上流的起始，再有哗哗小溪，再有大河东去，最后是海纳百川，波澜壮阔……小河里没水，那意味着大河要晒滩。

    所以，常识是：小河里有水，大河里才满。
　　（一）
　　5月21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为刺激经济而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向构成及中央投资项目进展”。　　

    其中有一项披露是“4万亿元投资资金来源”，新增中央投资1·18万亿，仅占4万亿的29·5%，余下的70·5%，全部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代发地方财政债券、政策性贷款、企业（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民间投资等其他渠道。

    依然是“中央出小头、地方出大头”的钓鱼策略。

    今年早些时候，当中央宣布4万亿的刺激预案时，我们还幻想着至少还会有8万亿的地方配套注入，弄了半天，敢情4万亿是一个“已含”概念，预期中的那碗海胆鱼籽拌饭，不仅不可能再敲一个生鸡蛋进去，量和质还齐齐缩水70%……　　

    这就很有些类似“四姐妹居”的伎俩了。　　

    中央财政这样抠抠唆唆的是因为没钱吗？当然不是。现在连一个小百姓都知道，我们“不差钱”，我们有两万个亿美金的外汇储备；但估计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两万个亿中，有一半买了美国的国债，所有舆论有“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埋单”的说法。　

    这个单“埋”得实在有些窝囊。　

    作为新兴的大国，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包括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与此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13亿人口中包含以千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在世界银行的国民人均收入排行中，中国的排名在喀麦隆和危地马拉等贫困国家之间。　

    中国之强大国力与较低的国民财富之间的差距，让经济学家们颇为困惑，苦于寻找新的定义来解释这一现象。

    今年4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中国自2009年提高了扶贫标准，但是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和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2008年底之前，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5元。该标准按照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每天0·57美元，而按照美元兑人民币现行汇率则只有人均每天0·31美元。

    这与世行推荐的人均1·25美元的贫困线相比，差距极为悬殊。

    尽管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实施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提高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但世行的报告认为，这一新划定的贫困线依然偏低，并建议中国政府新增1546亿元投资，重建扶贫政策体系。

    2006年，《经济观察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富国穷民”的税收政策将使中国“衰败”？》。　

    该文指出：国运兴衰与国家收入负相关，与国民收入正相关。发展中国家税负低可以放水养鱼，藏利于民，更利于社会发展。该文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说：中国的国民财富分配政策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某种倒退，致使国民收入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大大低于国家财政和税收收入的增长，国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进一步降低。

    这样的指责是一种妄意或无端吗？

    前不久，我在一个论坛里读到这样一段议论，说某著名文化人曾就一座城市的政府大楼、公共设施、商业建筑和民用住宅之间的比较发表过高论，大意是如果他看到一些大型门面建筑巍峨堂皇而普通民宅凋敝破败，他会很瞧不起这座城市。

    非常遗憾，那位文化人所说的“如果”，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并非假设。
　　（二）

    咱们继续观察那4万个亿的投向。

    1万亿用于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余下的3亿中有一半投向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城市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4000亿，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3700亿，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3700亿，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2100亿，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1500亿。

    有观察家形象地总结说：绝大多数的钱投到“铁公基”头上了。
　　

    不需要宏观地观察，每一位国民都能从自己的身边注意到国家建设的日新月异，我们的高速公路越来越四通八达，我们的铁路网络越来越密集……但与此同时，我们是世界上收费公路最多的国家，每年的春运，铁路部门提供的服务不仅价高质劣，而且严重短缺。

    还不仅仅如此。

    九景高速运营了几年？现在已然破败如斯，有朋友开车来景德镇，戏称“褴褛路”；各路媒体纷纷聚焦的株州市区高架桥垮塌事故的背后，其实是它拆除重建招致的祸事——为什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屡修屡废？大量投入的背后为什么会是腐败的大量丛生？　

    我们意犹未尽，我们前赴后继。　

    大家都知道目前国民生活的不易，以住房、教育和医疗为代表的新的“三座大山”将很多百姓的生活拖入到万劫不复的破产泥淖，国家4万亿的内需投入中，这三大领域仅有5500亿；依照世行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0%，世行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在4万亿的预算中，农村是3700亿……　

    最需要投入与刺激的领域与地区，得到的配额却不到25%。

    今年更早一些时候，就有观察家担忧，经济刺激如果过于集中于“铁公基”这样的国家建设，那么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最终将落到商人和官员的腰包里；真正有效的内需驱动，是解决好中国国民家庭收入水平低下及消费开支不振存在的结构性原因。

    政府应该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来永久性提高家庭收入。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在农村推出激进的改革措施，允许农户从村集体拿回自己土地的管理权，农民们也因此获得了自行出售农产品的机会，他们用增加的收入开办各种小工厂，遍及全国的乡镇企业热就此兴起；同样，到了九十年代末，朱镕基总理面对经济危机不仅推出了刺激性开支措施，还抓住机会进行改革，他实施了住房改革，让中国家庭以房屋估值20%左右的价格买下自己居住的公房，家庭财富的增加迅速提振了消费。

    前辈的远见卓识和卓有成效，完全值得今天的决策层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