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外向型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困难并非始于今日，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诊断。一种诊断认为，既有要素价格结构性上涨的原因，但更要看到人民币升值和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所带来的短期剧烈冲击。从这个诊断出发的政策诉求，则是暂缓人民币升值和取消新《劳动合同法》，张五常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

　　另一种诊断则认为，不仅要素价格的结构性上涨不可避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币升值和劳动福利要求的上升，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产品附加值过低，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的底端的企业走向衰落乃至死亡（或者出走他国），乃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产业升级。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赞同后一种意见，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不再可能延续原有的发展模式，也不能容许这么多的公民持续在没有尊严和福利中挣扎。无论多么困难都应该开始对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但是，外向型劳动密集企业的困境，可以通过产业升级来解决吗？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问题。

　　首先，正如郎咸平所一再指出的，被固定化在产业链底端、专一从事生产制造的企业，几乎没有产业升级的可能，早就丧失了市场感觉，也没有营销网络，当然也缺乏人才储备，产业升级不啻是由易到难，甚至是从零开始，谈何容易？让人唏嘘的是，周其仁教授最近在温州的调查发现，目前陷入困境的制造商们，最初却是“由难到易”地由国内市场的经营转移到为出口市场专业制造的，而如今，要由易到难地由专业制造重新回到市场竞争中来，企业家们却已经年华不再。换言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有冒险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一代企业家，在他们的盛年由难到易，如今再要他们由难到易，可能吗？

　　其次，所谓的产业升级，更多的是区域经济意义上的，指的是一个区域内主流产业地位的变迁，而不是指企业的变迁。最近一段时间的产业升级新闻里，不乏某企业完全中止了原有业务，而投入到新业务当中的例子。企业资本向其它业务的转移，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新企业的设立，在这一过程里面发生的真实故事，是老企业的死亡和新企业的设立，而没有什么企业的产业升级。

　　最后，中国外向型经济的爆发，不过短短十数年。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从农村吸引并培育了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劳动，才有了所谓的比较优势下的“中国制造”，如果随着发展进程，这一宝贵财富伴随着大量失业而大幅贬值，加上已经流失的企业家能力，那么，中国经济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