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统计局、央行、海关总署等部门发布的贸易数据和外汇储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在过去一年中，约有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去年全国GDP总值的3%左右。1982年至1999年期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外逃额累计约2329亿美元，即中国每年资本外逃的规模大约有130亿美元。1997年和1998年，中国的资本外逃额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最高峰，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2000年又高达480亿美元左右，比当年外商对华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但近些年来，资本外逃的现象日趋严重，规模越来越大，已成为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国际资本净流入的大国。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投资环境出现逐渐恶化趋势，对国内外资本的投入产生了不少负面作用。一方面，对外资而言，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企对中国投资的能力有所下降，但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复杂的税制、高昂的物流成本等，都导致中国对外资吸引力减弱。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1月至今年7月，除5月份外，我国FDI（对外直接投资）连续8个月出现负增长，其中7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75.8亿美元，同比下降8.7％。不仅如此，近段时期一些外企纷纷撤离中国的消息，也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国内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生存环境艰难，也促使一部分资本外逃。尽管中国近些年连续出台了多项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但在实践中，民间资本遭遇政策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屡见不鲜，严重打击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此外，产权保障制度缺陷，使不少民间资本心怀疑虑。而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寻租现象，更是让他们不胜其烦。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公司不久前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披露，在目前中国50万名千万富豪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选择了移民。面对资本大量外逃的现实，我们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同时在减轻税负、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下功夫。唯有努力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资本大量外逃的现象才能得到真正的遏制。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没有谁处于繁荣阶段，维持增长变得可贵，越是此时，似乎越需要关注有哪些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得全球和中国经济遭遇冲击。从长期看，“富国重债”问题何去何从值得警惕。这可能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颠覆性的灾难。1987年，美国联邦政府基本上没有债务，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高达15.88万亿美元，对GDP的占比超过110％。1992年，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对GDP的占比为60％，目前已超过215％，债务余额高达12.62万亿美元。仅过了20多年，美日政府就已债务缠身。欧洲的主权债问题也类似，目前欧盟主权债总额超过10万亿欧元，其中欧元区公共债务/GDP占比超过87％，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的主权债/GDP均超过100％。如果把中央政府债务分摊到每个国民头上，美、日国民人均负债分别为5.1万和9.9万美元。假定美、日人均年收入为4万~5万美元，储蓄率为10％，则日、美国民分别需要工作约20年和10年，才能还得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不仅如此，美、日两国中央政府债务由外国人持有的比例分别约25％和10％，因此美、日的债务困局不可能不冲击到全球货币体系。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先后有苏联、日本和欧元区居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似乎都没有能承受住来自美国这位全球经济老大的沉重压力，而陷入了泡沫经济之中。历史往往是会重演的，中国为人民币问题准备好了应对之策了吗？中国国运的根本在于坚持深化改革和开放，尤其是整体的自上而下的变革。
银行业仍有“三重门”需要穿越：一是利率市场化，习惯了躺在吃利差、拼规模温床上的银行，如何迎战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金融体系大变革？二是地方债务，估计和银行相关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10万亿元，这尚不包括银行之外的地方债务平台。如果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不能平衡，那么债务风险也会岌岌可危。三是随着增长放缓和结构转型，银行不良资产将逐步暴露，与此同时银行还面临巨大的补充资本的压力。当下，继续不思进取维持银行业现状，或许就是坐视其走向未来的黯淡。从短期看，中日钓鱼岛冲突始终可控吗？人们常用“政冷经热”来形容中日关系，日渐衰落、国民中位数年龄接近47岁的日本，其高得票的右翼化政府和政客，民意基础是整体国民的加速右倾。中日“政冷”惯性依旧，中日经济交往也将逐渐冰封。中国在崛起，日本在衰落，岛争如刀刃上的双人舞，其走向会符合理性、对话和可控吗？为什么我们必须关注黑天鹅式的小概率坏事，而不是想象歌舞升平的好事？很简单，对喜剧可以不设防，对悲剧必须有所提防。未来之路在何方？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可能引爆经济动荡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