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领土争端成为时下国内、国际的热点，其对终端市场的影响就是使国庆促销带有浓烈的民族感情色彩。“九一八”国难日更是敲响警钟，令每一个炎黄子孙铭记历史。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近代以来这种传统则主要是在抵抗日本侵略当中体现。如今，“钓鱼岛问题”在面临外交部严正抗议之前，首先激起了强烈的民愤。“抵制日货”的呼声从历史中走出，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上演。

    因为这一事件，日本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侵略者形象被再次强化。

    然而这绝非问题的全部。多日以来的打砸抢事件不仅关乎日货是否应该抵制，更侵犯了有些同胞的个人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经作为铁律被刻在现代社会的法典上，类似事件不啻是对这一权威的悍然挑衅。于是有人提出：理性爱国。

    爱国，何时有了理性与非理性之分？

    我们共御外侮的历史中，曾抛开私见众志成城，因为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取得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在这一过程中却也出现了诸如义和团、红灯照之类的运动组织。毋宁说，较之于爱国，其更多地显示出一种封建小民的愚昧和迷信，也使爱国主义有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如今在世界多极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爱国感情更应该体现为一种实力的较量，而非简单的抵触情绪，甚至恶化为影响极坏的打砸抢事件。更何况，国家存在的根本即在于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抛开这一底线谈爱国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方面，“抵制日货”也多少反映了日本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以及民族品牌与国外品牌之间的差距。

    这也提示我们，即使没有双边关系的恶化，国外品牌在中国的强劲发展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仅从字面理解，“抵制”已经极为醒目地流露出民众选购时的复杂心情与“国货”发展的被动处境。对国货而言，真正有现代商业品牌运营思维的历史也不过二、三十年，品牌自身的成长依然缺乏足够的历史积淀。设计、科技层面的差距更是令国货成为缺乏竞争力的“大路货”。当民族品牌依靠低廉价位艰难地抢夺市场时，国外品牌却瞄向了更高层次的用户体验。这种极为明显的差距使抵制日货注定难以长久，毕竟，民族情绪一旦变成自欺欺人，其效果便是非常力不从心的。

    民族品牌的强盛之道，首先即在于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战略思想，在与国外品牌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这句口号依然不显过时。一个品牌做得怎样，商业模式、渠道建设、品牌维护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可以借鉴的，而产品层面做展示出的原创色彩则关乎生产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只有端正这一层面的态度，把培养核心竞争力作为生产的目标，才能摆脱以往粗放式增长路线。更进一步讲，只有具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交流日益密切的国际化市场上拥有立足之地。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把任何国家的消费诉求均推到一个竞争平台上，这是任何贸易壁垒都无法阻止的进程。基于这一认识，中国不可能也不甘于永远做“世界工厂”。而转变的最开始，即是重拾信心，以工业的严谨态度去经营品牌，使被动的抵制变成主动的叫板。而新世界中的爱国主义，也势必浇灌于这种强国强种的奋起自强当中。

    抵制日货之所以不能仅靠民族情绪，即是因为后者并不完全等同于爱国主义。毕竟，爱国主义是一个问题，狭隘的门户之见却是另外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