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遇到一位很久没见面的朋友，是昌河的，很自然地就谈到春节前发生昌河的那场劳资纠纷，我的观点让那位朋友很是恼火，差点就要和我动起手来——在我看来，昌河人、景德镇人和江西人在这场风波中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市场经济破坏者的角色，可能绝大多数人会以为自己是一个真理与正义在握的维权者，但实际是会有相当的资本将因此得出“江西投资环境不良”的结论与印象。

       一个企业的决定，最后却被政府出于维稳的考量而被强行叫停，这是中国特色。

      去年我曾经为《锦绣》杂志写过一组柳州的报道，那是一个真正的造汽车的城市——2010年，在柳州2652亿的工业总产值中，汽车工业的总产值占到了1000亿；1234508，这是2010年上汽通用五菱交出的销量答卷；由柳州市政府办公室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汽车工业总产值占柳州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1/3。柳州现有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415家，总资产472亿元，从业人员5. 6万人。其中整车生产企业3家，专用车生产企业4家，低速载货车生产企业2家……柳州是目前唯一同时拥有上汽、一汽、东风、重汽等国内四大汽车集团整车生产基地的城市，也是12个“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之一。

      比较之下，景德镇的这点汽车制造，真是小儿科。

      前面提到的那位昌河的朋友一再和我强调：当年“五菱”和“长安”都曾经是昌河的学生。可“此一时，彼一时”，不仅仅是昌河人应该反思，而是整个景德镇人和江西人都应该反思，我们这个当年的先行者，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落败者？我们为什么会“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2001年，《经济观察报》刊发了我的《景德镇批判》，文章中专门有一个章节给了昌河，当时的小标题是“蓝色昌河”；2004年，我在笔政《瓷都晚报》期间，几乎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章节的内容刊发在当时刚刚开辟的“每日时评”上，改了个标题，叫“昌河的遮蔽”；现在，我想把当年最核心的话拎出来，在这里旧话三提：

  　　景德镇的瓷都称号绝非浪得虚名，先不说拥有举世无双的瓷文化底蕴，也不说千年瓷都积攒的品牌效应，仅就景德镇的瓷业人材储备而言——世界唯一一所培养陶瓷人才的高等学府，中央、省、市三级陶瓷研究机构，38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12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近10万陶瓷产业工人（注：2001年数据）——也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资源。景德镇将其建设经济重镇的希望寄托在昌河这样的明星企业自然无可厚非，但它似乎也应该好好地思索一下陶瓷的市场究竟有多大、其市场到底在哪里这类问题，毕竟“瓷都”在中国乃至世界也只有一个。

  　　蓝色昌河给景德镇带来希望，也可能带来遮蔽。

      今天来看10年前的这段文字，是不是有点“前瞻性”和“乌鸦嘴”？

      我在2010年的时候也有一个发现，那是在上海世博会快要开幕的时候，我搭乘动车从金华去上海，途径杭州时正是暮色四合之时，“钱塘江两岸因为林立的高楼而彻底消失了它曾经的水阔天低，过去20年里，我以我绵延不断的旅行与游历，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由西湖生活向钱江时代的迁徙……看着那些渐次亮灯、逐步辉煌的大厦，我开始想象这些具象国家繁荣的建筑物内部的富丽堂皇。”

  　　上面这段文字出现在一篇叫《拿什么填满空空的帝国》的“老茂观察”里，在那篇文章中，我是这样描述我的发现的：

  　　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上世纪的最后10年应该是一条再清晰不过的分水岭。那10年对于景德镇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陶瓷业的国退民进宣告了计划经济的彻底瓦解与终结，景德镇的生产模式重新回归家庭作坊，曾经风光无限的“三角”牌瓷砖死于华年——最根本的症结，是景德镇把陶瓷的生产技术、人才储备和文化辐射力仅仅视为可输出的资源，而佛山却把这些统统打包成了吸金的资本。

  　　这是中国经济发达区域与经济欠发达区域最不可救药的区别。

      我后来安慰景德镇人说：大局既然已定，方寸就不应该大乱。帝国的大厦到处耸立，走进里面你不可能空空如也——如果说佛山完成了帝国大厦的初建，景德镇就应该接茬进行它的内部装点。

  　　这是景德镇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