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拿到一本回顾2008金融危机的大厚书《大而不倒》，600多页，像本大辞典。利用鸡零狗碎的时间，一个月，终于得以阅读完成。此书通过一幕幕生动的场景描述，再现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主要监管机构和投行的众生相。你可以看到雷曼是如何一步步地自断生路，监管机构是如何在“政治正确”的权衡下做出选择，各大投行又是如何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力求自保。再现了从银行到政府再到整个美国身处金融危机第一现场的反应。

      在这场危机中，习惯于被仰视、被学习的华尔街，这一次成为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经历暴风骤雨后的暂时稳定，短短几个月间，华尔街和全球金融体系已经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了。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相继倒闭、出售或转为银行控股公司。两家抵押贷款巨头和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也都已由政府接管。10月初，随着总统大笔一挥，美国财政部，乃至全体的美国纳税人，都成了美国曾经最引以为豪的那些金融机构的大股东，这样的救援措施在几个月前都是无法想象的。

      是什么让那么多以风险管理为职业的金融家放弃了基本的风险管理原则与底线？是什么动力在推动这些金融家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运行，而把金融交易越来越推向赌博的方向？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的监管者对如此大的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时依然视而不见、危机爆发后无力回天？华尔街发展历史上那些构筑这个金融中心基石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对市场的敬畏感已然消失。

      今天，我们也许要站在新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危机过后对于我们中国的金融意味着什么。还记得在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让中国各家银行满目疮痍的资产负债表暴露无遗。高达近30％的不良率让许多观察者发出了“中国的银行已集体破产”的忧虑之声，再不改革，将危及经济全局。将银行分成好银行与坏银行的思路在此时得以确定——也就是说，将不良资产剥离，银行带着优质资产轻装上路，业内称为“好银行”；而坏账则由一个机构“坏银行”来经营和管理。到了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终于应运而生。他们以央行再贷款和定向发行金融债的方式，分别对口承接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共计1.4万亿元的巨额不良资产。成立之时，财政部作为惟一股东，向每家资产管理公司注入资本金100亿元。这个方案当时充满争议，但更多的是无路可走的无奈。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这些坏账大多都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转轨成本——在转轨之初的“拨改贷”改革中，当财政不再直接为企业拨款，银行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出纳”，不断为经济输血。“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累计风险的暴露和释放”，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国务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如果要等银行靠自身的力量偿还不良资产，那么很有可能变成‘僵尸银行’”，所谓的僵尸银行指的是那些既无活力，也未倒闭，不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持的银行。由于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不是一个盈利性商业主体，它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因而对其经营业绩的评价分析也不同于一般性商业主体，“现金回收率”和“费用率”成为考核资产管理公司的两大指标。即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度以及现金回收状况以及费用成本状况。

      2004年5月，为了配合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二次剥离之路。但和从前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的剥离没有完全采用账面价值的方法，而是由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接收、自负盈亏。这一次总共剥离了7791亿元坏账。他们大量购买坏账，有的是为了发展，有的则是为了生存——十年之限越来越近，只有做得更大，才可能有继续生存的希望。根据公开数据，从2003年到2009年，中、建、工、交四家上市银行的税后利润总和在13595亿元，仅仅勉强覆盖第一次剥离的成本。而因为当年剥离时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向这些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办法进行，AMC这些年来已经为这些债券向银行付了近千亿元利息。

      虽然对于资产管理的十年成绩，外界褒贬不一。但几乎众口一词的是，它们作为坏账银行为今天金融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西方银行已经陨落，那么亚洲银行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它们已经崛起。在雷曼破产一年之后，全球（按市值计算）排名前10位的银行中有4家是中国的银行。”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9月的一篇报道曾经这样写道。

      这也许是中国难得的幸运。还没来得及学习，还没来得及反思，还没来得及试错，华尔街自己崩盘了。美国那边的很多事物，忍住不学未必是坏事，认真去学难说不是出于好心。国家、家庭、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这往往会是最致命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