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亿元的刺激，加上连续数年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和投资效率低下。这些泡沫的出现，回过头来看，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已受了内伤。因为有了内伤，加上诸多内外的困难，逼迫中国经济走入低增长的轨道。不过，低增长并不可怕，如果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低增长恰恰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好契机。

    中国经济的内伤，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出口从去年22.5%的增长率，变为今年前三季度6.6%的增长率；财政收入从去年29.5%的增长率，下降为10.9%；外国投资连续数月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建设增长速度开始放慢；房地产市场出现价升量降的危险局面；劳资矛盾日益加剧，各地区要求加薪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层出不穷；出口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加大；社会服务发展跟不上克服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的需要，等等。

    这些内伤表明，中国正在从依靠出口、投资和消费快速增长来拉动两位数GDP增长的模式，向主要靠消费快速增长来拉动GDP中速（也就是7%到8%）的增长模式转变。

    中度发展模式，符合目前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所以，保持7%到8%的增长速度是中国能否抗得住目前危机打击的心理防线，万一增长速度下跌到6%以下，中国的经济就会出现严重的硬着陆，就会严重打击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信心，也会导致就业创造能力的下降。但是，到现在，谁也不能确保增长速度不会跌破6%，如果真的是这样，也不是很可怕的结果。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拼增长质量。

    高质量的基本定义应该是这样的：国民经济必须在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破坏的前提下实现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保持一致，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发展同步，政府官员的腐败得到最大限度的节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而不是靠高投资和便宜的劳动力堆砌来。

    高质量增长的衡量标准如下：（1）单位GDP增长量所创造的劳动量不断提高；（2）GDP增长能较快地拉动活劳动收入的提高；（3）GDP增长能不断缩小、而不是拉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及同质人群的收入差别；（4）GDP增长能保证住房供应、社会服务的不断提高，而房价和人均收入的比例必须不断下降到每一个家庭都买得起房子的合理区间；（5）每单位GDP的行政开支不断下降，腐败得到更加有效的控制；（6）单位GDP的耗电、耗能和碳排放不断下降；（7）物价，特别是粮食和主要日用品价格稳定；（8）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不断消灭户口和非户口城市居民的种种差别；（9）医疗、教育、养老和公共交通的成本不断下降，使这些不会成为老百姓不堪负重的负担。

    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幅度比以前下降了，但在比较慢的增长速度情况下，我们找到了一些提高增长质量的证据。

    首先，地区差别正在加快速度缩小。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0%，东部同比增长8.6%，中部地区增长11.6%，西部地区增长12.8%。中部的增长速度比东部高3个百分点，西部比东部高4.2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6933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5%。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8.4%，中部地区增长25.8%，西部地区增长24.1%。西部和中部的投资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高出6到7个百分点。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速度。

    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2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677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3%。与GDP增长速度相比，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出3.2个百分点，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高出5.7个百分点。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亿人，同比增长3.0%；前三季度，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249元，同比增长13%。

    其三，进出口结构对中国有利，主要表现为加工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继续下降，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差形成。

    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2.8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2%，比上年同期回落18.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5万亿美元，增长7.4%；进口1.34万亿美元，增长4.8%。进出口相抵，顺差1483亿美元，同比增加412亿美元。出口额中，一般贸易出口7298亿美元，增长8.3%；加工贸易出口6309亿美元，增长3.0%。

    从进口商品来看，能源和资源性产品进口平稳增长，铁矿石、铜、铝等进口价格明显下跌。今年前3季度，我国铁矿砂进口5.5亿吨，增加8.4%，进口均价为每吨135.1美元，下跌18.6%；大豆4430万吨，增加17.7%，进口均价为每吨576.5美元。

    从今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GDP可能已经触摸到了增长的拐点。今年发改委大规模批准的大型建设项目，可能对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有比较大的刺激作用。不过，这样的刺激作用还是非常短暂的，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低增长的必然性。然而，低增长本身不是什么大的坏事，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可能利用低增长来大幅度的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